在广州，医院（下称中山一院）是医院里综合实力最强的，不少中山医学子的理想就是毕业后留校在中山一院工作，余金泉也不例外。当留院机会到来时，他曾坚信自己会一辈子留在中山一院工作。
“当时在同龄人里，我科研算挺不错的，升职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我半路跑出来了，医院的同学科研已经很拔尖了，离他们差一截了。”在深圳壹方城的咖啡馆里，坐在对面的余金泉半是认真半是开玩笑地补充了后半句。如今的他是风湿免疫科的副主任医师、卓正医疗深圳武汉区域联席秘书长。
他鼻架上的变色眼镜在室内逐渐由深咖啡色变回了透明，眼神清澈笃定。回顾离开体制6年多的经历，余金泉依旧初心不改：“我内心还是更喜欢临床，比如我喜欢跟患者打交道，花精力去琢磨患者的病情。医院的考核体系会更看重科研，临床相对不可量化。”
一个用脚投票的小医生
相较于可量化的科研——申报了多少课题，哪个级别的课题，中了多少经费，写了什么文章，SCI多少分，临床的量化标准是值了多少个夜班、看了多少个患者。这些数字可以一目了然地体现出工作量，却体现不出余金泉最想要的东西——看病质量。
“临床很难去做区分，因为大家都是这样的工作量，你没办法说我就看得更好。而我想在看病的这件事情上做得更极致、更理想。”有类似想法的青年医生不在少数，敢于行动的却不多。而当真正机会来临时，余金泉认真地表示，自己是个用脚投票的人。
01年，机会来了。医院开创医院的机制。作为深化医改的“试验田”，它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管理。其推行的全科门诊打包收费、全面推行预约诊疗服务，设定门诊医生每小时接诊上限、先全科、后专科、实行岗位绩效工资制度等不少鲜医院改革先河，医院以及海外不少专家教授加入。
年余金泉接下了橄榄枝，决定辞去编制，离开求学工作十年医院。身边的人都表示不理解，纷纷劝他不要想不开。因为离开中山一院，辞掉正式编制就不可能再回来了。
“很感谢我爸妈当时很支持我。因为在广东，大家都觉得中山一院很牛，你如果离开很难跟亲戚朋友解释。我爸妈当时问我：你觉得你去了会开心吗？我回答：我觉得我会开心。他们也就没有太多劝阻我，说你开心就去吧。”
医院，余金泉遇到了两位前辈——刘泽星（CSLau）和朱知梅（PatrickChu）教授，让他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新的审视和规划，乃至对以后个人成长、方向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个青年医生的成长，在独当一面之前，如果能有高人不断指导，就会进步得更快。”
深夜11点秒回邮件的教授
余金泉笑着坦言，亚太风湿病联盟（APLAR）前主席、香港医学专科学院院长刘泽星教授，医院刚开业的时候担任着风湿免疫科主管，这是当初吸引他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当时的老板，杨岫岩教授、许韩师教授他们做得也很好，我就想知道这两种好之间有什么差别？”
虽医院循证医学开始流行起来，但年轻医生的学习仍然不能跳出“传帮带”的模式——老师教什么，学生就学什么，老师直接告知对与错，学生记住却鲜有进一步探求原因的。
医院班底医院，接受了西方医学系统教育的主管们则把“循证医学”贯彻得更为彻底：哪些检查该做，哪些药该开，都要有充分的临床理由才能进行。这就促使青年医生从被动地接受教导，变成通过各种学习途径去主动寻求原因。
当刘教授回到香港时，余金泉遇到棘手病例时常需要通过邮件汇报病例。“你跟他日常交流用中文没问题，但医学问题不行，因为香港的医学语言就是英文，而复杂患者就会有很多东西需要写。”这段经历让余金泉临床英文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因为临床实际需要推着他不断去用英文总结。
“教授们都很拼命，可能（我）憋一个小时写一封晚上11点发过去，教授就秒回了。怎么办？你只能再写，这就逼得你越写越快。”
重回“住院总时的人生巅峰”
若问一个医生对各科最为熟悉是什么时候，十有八九你会得到相同的答案：住院总。因为在中国专科已经发展非常细分的今天，一个青年医生往往在读研、读博时就已经专科化，失去了全面了解其他科室的机会。而在国外，一个医生首先是全科医生（GP），然后在此基础上才是专科医生。
“在中国大部分的教授专科化后，医院，你请一个知名教授去其他科室查房，他可能也没有底气。”也正因此，当刚从英国回来的主管PatrickChu带领青年医生查房给他的震惊很大。
Patrick是血液科教授，却带着他们先后到神经科、消化科、风湿科查房，还给出了连专科医生都觉得有道理的诊疗意见。“我很喜欢朱教授，我也很希望自己能够达到他那种内科知识足够夯实的状态。”
尽管后来因为一些原因，余金医院。但是回顾这段经历，他还是感觉收获颇多。
“现在出来了以后做自身免疫疾病合并妊娠方向，我觉得在妇产科的知识，我肯定是风湿科医生里面靠前的。”他说这句话时，脸上表情非常自豪。在他看来，过早的细分专业会局限医生看专科病时的视野，他意识到这一点后，重新拾回了其他科室的知识，在专业成长上有了更大的进步。
他举了个例子，风湿科的常见疾病——干燥综合征，常合并甲状腺问题。如果按照传统模式，会建议患者再去挂一个内分泌科的号。而现在，他会顺手把它处理掉。
一个医者的高光时刻：用心处理好每一位患者
在卓正，余金泉专注于狼疮合并妊娠，尤其是抗磷脂综合征。
“我没有数过多少患者成功生了小孩，但起码几十位是有的，加上线上咨询的（患者）应该超过一百了。不能说我帮了她们，因为在我们看来，医者和患者是平等的，我们都朝着一个目标努力。所以，这是我做的一个专业方向，也是在做好事。”
中国的风湿免疫科起步于八九十年代，尽管目前狼疮妊娠在国际上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但在今天的中国，“狼疮患者不能妊娠的观点”仍在相当一部分医生脑海中根深蒂固。在去年的ACR年会讨论狼疮合并妊娠的专场，主持教授再次提出：我们要永远给患者希望，永远跟患者谈论你未来一年有没有怀孕计划，有的话，我们要怎么做。
这与余金泉努力的方向不谋而合。他曾有一位病情非常复杂的患者，罹患系统性红斑狼疮、狼疮肾炎以及抗磷脂综合征，在此之前，她还有过一次大月龄的死胎和次自然流产。当余金泉帮助患者把病情稳定下来后，患者原先压抑着的要孩子的想法又冒了出来，但她也清楚地明白，自己怀孕可能会诱发病情活动。为此，她自己悄悄去国外代孕合法的地方找孕母代孕，但遗憾的是，第一次并没有成功。
因为这个消息，患者感到非常焦虑，又回来找他：余医生，我能不能自己试着怀孕？余金泉回答道：你的病情我早就给你评估了，是可以怀孕的，只是你没有信心嘛，你要尝试也可以。患者在自己备孕的同时，国外也继续进行了第二次胚胎植入。结局很具有戏剧性。在复诊时，患者告知医生她和孕母一个月内相继成功怀孕，目前已儿女双全。
“一个医者的高光时刻，不在锦旗里，不在证书里，而在用心处理好每一位患者的日常里。”余金泉表示。
师姐恢复了中大编制，我却回不去了
曾经，余金泉也有机会重新回到体制内，但他却拒绝了：“我觉得我回不去了。”
医院出来不久，当医院的师姐选择了回中山一院。由于中山一院编制属于中山大学固定编制，因此恢复编制一定要过校长办公会。中山大学罗俊校长说，你们这些中大学子就像自己的孩子，孩子长大了有本事了，就想出去闯，做父母的支持你们。如果你们闯累了，想回来了，家门永远为你打开。
“师姐被感动哭了。我们当时走的时候觉得这是个不可逆的过程，但现在其实整个社会大环境变得很包容了。这是件好事，人才就是要流动起来，这能促进整个医疗生态更健康。”
当时的他医院抛来的橄榄枝，却感觉自己回不去了。“医院的模式我很熟悉，医院初期每个患者给足15分钟的看诊时间，自己感觉就回不去了。并不是外界的障碍——不要你回去了，而是习惯了这种看诊体验，无论是患者就诊，还是医生出诊。当时也有跟卓正接触，机缘巧合下来到了这。”
余金泉告诉《医学界》，选择工作他最看重点，第一是否有个人成长的发展增值空间，为后续职业生涯背书，第二就是他本身也看好中国私立医疗对公立体系的差异化补充，对他而言，这是一段不同的人生经历，非常宝贵。
医生的成就感，不一定非要起死回生
离开公立体系职业生涯该如何继续提升自己？
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