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孔笑微/文
登场
曼哈顿市中心的一家星巴克咖啡馆里，一位模特公司经纪人饶有兴致地打量着对面的女孩，在排队买咖啡的时候他已经注意到她了，高挑、苗条——虽然不是“零号”尺码，但已经够瘦的了——有一种“纽约范儿”。她在低头专注地啃一本不知道什么书，但是经纪人相当肯定她刚才装作不经意地偷听着自己高谈阔论时装模特界的工作，哪个具有这种条件的姑娘不会呢？于是他稍稍提高了嗓音，谈论起了“我们顶尖的女模特每天可以赚一万美元”。她多大了？肯定不是新秀的最佳年龄，但根据条件，现在入行还不会太迟……
熟练而职业的评估都在一杯咖啡的时间内完成，经纪人放下杯子，掏出自己的名片，轻松而亲切地向女孩递过去：“嗨”！
“你有一个很好的外形……”
上面的场景几乎千篇一律。在全世界大都会的千百个咖啡馆、公园、街头角落，以及无数个面试会、宣传日、秀场，模特公司伸出触角捕捉着每一个有“外形”的候选人，这项日常的工作，在雀屏中选者感受中有如命运的敲门声，随之展开一片光辉灿烂而模糊不清的未来图景。来自海参崴的萨莎，来自新泽西的莉兹，和来自曼彻斯特的男孩JD，此前人生各自迥异，但他们旋即深信，他们身上有特质——外在与内在——与众不同，足以胜任在五十位全球最苛刻的时尚评论人目光中傲然走过，或是在纽约50层楼高的LED巨型广告牌中迎接千万人的凝视。
星巴克咖啡馆里的女孩接受了邀请，但故事开始峰回路转，她没有成为一个超级模特，却开展了一场漫长、艰苦而引人入胜的田野调查。她和萨莎、莉兹、JD们交上了朋友，在繁忙的走秀、试镜和化妆间隙与模特、经纪人、客户做了上百小时访谈，她在这场鎏金异彩的游戏中直扑最核心的秘密：时尚炼金术的文化与实践，同时克服了伦理、女性主义和实验的研究困境。最后她写了一本高质量的学术著作，拿到了纽约大学的社会学博士学位，和波士顿大学的教职。
无论书的封面、扉页和插图中，她都没有放上读者所好奇的作者相片。
从试衣间到T台的场域斗争
时装模特行业出现于19世纪中后期，英国诗人查尔斯·沃斯19世纪50年代在他的巴黎时装沙龙上首次使用了真人服装演示，最早的模特们从制衣车间，甚至风月场所招募而来。这种展示表演很快具有了娱乐性，发展为上流资产阶级社会午餐或者茶歇时的一项时髦消遣，并迅速向中产阶级商店扩散。
从最初时刻开始，模特展示就伴随着一种模糊的道德焦虑：展示推销的对象到底是服装，还是包裹在服装里的女人？这是属于资产阶级社会独特的紧张。当时尚行业还属于贵族阶层的时候，此类问题是尴尬而可笑的。成衣工业生产的兴起，摧毁了时尚对宫廷私密秩序的依附性，一个出身于作坊或者街道的劳动阶层少女，只要她拥有理想的形体，就可以站在审美的中心，与蓬巴杜夫人一样被看见和效仿。她的身体并不是活动的衣架，而是呈现的一部分，是承受凝视和审阅的创造物。
布尔迪厄在《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中提出了“场域”（Field）和文化资本的观念。社会活动的阶级区分，导致了各种各样、相对隔离的“场域”被创造出来，场域是文化资本生产、发育和竞争的地方，谁占领了“场域”的核心位置，就会通过一套“惯习”确立巩固文化资本的地位，从而达到最终目的：阶级的再生产。
和所有资本的逻辑一样，场域过于拥挤饱和，文化资本的边际收益就会衰减，投资者就逃逸到新的场域中去。所有历史悠久的风尚，都来自场域良好的封闭性限制了外来的文化资本过度竞争。十九世纪长久流行的“法语是最完美的语言”，来自于欧洲外交界对所谓纯正口音近于变态的吹毛求疵，背后依赖的是一个站在社会顶端、排斥外人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政治世家小圈子。但在消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再生产，首先需要复制的不是政治地位而是经济能力，因此场域与区隔都不再是绝对的，文化资本必须要为经济资本服务，对效仿与刻奇行为张开了欢迎的双臂，尽管脸上可能挂着嘲讽的微笑。电影《穿普拉达的恶魔》里的时尚杂志主编米兰达有一段著名的台词：
“某期我们的杂志在封面刊登了某设计师设计的天蓝色礼服，后来在几个设计师的发布会上也出现了这样的天蓝色礼服，然后它在全世界的各大高级卖场、百货公司、中低价货摊发扬光大，所以，有一天，你才在连锁店的减价堆里，买到了身上这件蓝色线衫。你以为你跟时尚无关，时尚不重要，事实是，在许多季以前，这间房里的人，早已替你做了选择。”
文化资本不再以供给的垄断性维持高高在上的特权，相反，它追求着被复刻和模仿，从高到低，从场域到场域，涓滴流淌，在边际收益衰减到零之前，尽量扩大它的规模与总收益。
对美的定义权，终于，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定价权。在它背后是现代文化创意产业、服务业、制造业万亿经济的炼金术，模特行业则是这个盛大新魔术里的一根美丽魔棒。
生存竞争与权力凝视
作为文化资本创造物的一部分，模特行业本身却是高度不稳定的，因为这一行的竞争力核心——“外形”，天然难于资本化。红颜易老，美型难驻固然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激烈的竞争和供给过剩。供过于求是这个行业的基本运行逻辑，少数人的成功掩盖了大多数模特的朝不保夕。
随着网络、数字影音技术和全球化的发展，星探和经纪公司可以方便地接触到全世界各地的客户与模特。尤其冷战结束之后，东欧和拉美的大量年轻男女涌入了西方时尚行业，经纪公司和模特供给在短时间内激增，并且于年经济危机前夜达到了顶峰。年纽约曼哈顿就已经聚集着家模特公司，前十名的经纪公司瓜分了纽约大部分工作，仅仅在纽约时装周内，就有-外国模特涌入城市。同时模特行业具有很高的换手率，在阿什利·米尔斯田野调查中的两间经纪公司里，模特的平均职业生涯不超过5年。
像一切高风险、高流动性、难于长期保障的行业一样，理性的供求双方会把职业活跃期不断向前推。一度20岁不过刚刚入行，如今却可能是一位资深模特考虑转型或者退休的时刻了。被认为最“有前途”的时尚媒体女模特最佳入行年龄是13岁，理想的职业突破窗口是15-21岁，22岁如果尚未成名，除非奇迹，通往高时尚的大门已经悄然关闭，可以在努力多接商业合约赚钱的同时，着手退出。这种类似竞技体育的早进早退方式虽然有益于模特控制职业风险，但也是一种深远的权力设计，它鼓励着高端时尚媒体风格更加追求极端，以未充分发育的身体维度（用阿什利米尔斯坦率的语言来说：“白”和“瘦”）去规训女性终身追求自己永远达不到的尺码，以保持对这个半开放文化资本场域的特殊控制力。
钱并不容易赚到，虽然全职模特平均收入可以在10万美元以上（男模特较低一些），但也伴随着巨额的支出：奔波于不同城市走秀、拍摄的旅费、住宿、化妆、训练，以及社交（包括给经纪人的丰厚圣诞红包）。不在少数的模特，与公司解约时才发现自己不仅分文不剩，还深陷债务泥潭。
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尽早脱颖而出，想成为一位超模，必须头脑冷静地弄清权力指挥棒的方向，然后不惜代价去接近它。阿什利米尔斯的跟踪研究对象中，来自曼彻斯特的男孩JD就搞砸了大好机遇。他刚入行时，曾有机会为高端杂志DazedConfused拍摄广告，却愚蠢地拒绝了，因为不想为一份酬劳微不足道的工作自掏腰包跑到伦敦去试镜，宁愿接受一家本地运动品牌的丰厚合约。两年之后他才明白，自己从那之后再也不可能被邀请参加任何有名望的工作面试。他的形象已经跟那个小品牌一起，被禁锢在了真正的大门之外。模特们在活跃的短暂窗口期，一个核心选择是：把自己的“外形”作为消费品卖掉（商业模特），还是资本化去追求名望价值。两者都有重要的陷阱，但是，就像米尔斯采访中的一位模特总结的：没人入行是为了拍汽水广告。
权力的凝视无所不在，想成为下一位凯特摩丝的姑娘必须承受在其他行业肯定被视为性骚扰和语言冒犯的各种评价，不仅仅有关于外形，模特行业还是一种“情绪劳动”。劳动者提供的“情绪服务”是出卖劳动的重要部分，在时尚界常常委婉而玄虚地构成为“个性”（personality）。有没有“个性”经常决定了一个模特被力捧还是扫地出门，这种魔术般的软指标加深塑造了模特调动情绪对权力的迎合。
权力的来源非常广泛，从成名的设计师，行业专业采购商（买手），大大小小的时尚杂志主编到经纪公司和经纪人。他们对模特的命运有决定性的作用，评价标准却经常大相径庭，玄而又玄，一位模特可能被同时得到“过于平庸”和“过于前卫”的神奇考语。然而，这种不靠谱的行业文化其实有非常现实的经济根源。T台秀在今天的时尚产业中已经纯粹成为一种昂贵的公关手段，秀品以及礼服高级定制的利润微不足道，甚至成衣也不是最赚钱的项目，真正利润最高的部分，是想象不到的副线产品：香水、手袋、床单、太阳镜……是凝结在产品中的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在赚钱，而不是生产成本。所以文化行业最大的炼金术就是创造出品牌价值，“好的”和“对的”形象并不是一个模特实际上是什么样子，而是他／她能带来多少